黄梅天来了

Girl power’s colour

“很奇怪,当我一个人坐在人群中,当四周的混乱和噪音需要毅力的克制才能维持思绪于不坠时,我的想象力反而特别丰富”,1837年,克尔凯郭尔写道,“没有这种环境,我的想象力反而油尽灯枯。为了释放心灵上的紧张,我非得设法分心才行,比如在街头巷尾跟人寒暄,因为跟特定的几个人接触,根本分不了心。”克尔凯郭尔最喜欢喧嚣多变的都市生活。他走入人群中,和人交谈,寻找嘈杂,却没有一个长期的朋友。在他成年的生命中,克尔凯郭尔几乎从没在自己家中接待过客人,终其一生没有一个朋友,只有无数相识的人。他是一个真正的独行者,“既存在于周遭的世界,也不属于这个世界”。走路或许是一种对形而上世界疏离感的缓和:一个人因为在走路,所以维持淡淡的疏离关系,而不是因为他无法和人建立联系。


在日记中,克尔凯郭尔也坚持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走路中完成的。如果不走路,就不可能产生《非此即彼》和其他的作品。“《非此即彼》大部分内容只写了两次(当然,我在走路时构思的内容不算,我一向是在走路时构思的)”,“脑子里胀满了等待下笔的点子,使我精疲力竭得几乎走不动”。对于当下众多偏爱咖啡厅环境,只有坐在图书馆和安静的房间才可以思考与创作的人士来说,克尔凯郭尔无疑是个非常好的反面示范。

在卢梭的年代,徒步于大自然之间,在人和大地的关系间思考是个具有叛逆意味的行为。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,大自然和人性在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后便失去了上帝的恩宠,是基督教文明使自然和人性获得新生,即善良是一种文化,而不是自然现象。卢梭学派却偏爱人类与自然的原始状态,攻击教会与世故(当然还有科学与艺术)。他在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》幻想着“没有工业、没有演讲、毋需定居、没有战争、没有任何联系,对伙伴没有需要,也没有加害他们的必要”的社会,这个几乎完全由否定性构成的,难以想象的社会与卢梭的生活履历气质相同——旅行者,在目的地间四处游荡,没有落点。

Be my guardian angel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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